影子

    《森林里的男人》的作者，其实另有他人。
    说起来，不是别人，是母雅芳的影子，或是说母雅芳是他的影子。
    他也是作家，但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在文坛谁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至今他写过200000多字。发表出来的却不是他的名字，而是母雅芳的名字，就是这部《森林里的男人》也一样，母雅芳只不过出了些思想，真正的作者是他——冯文彬。
    冯文彬，在江城，人们不了解他，因为他本人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所谓的文学圈子。现在，他的工作是在一条叫瘟市的街上摆地摊，收售旧书。他和母雅芳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不过那时是同行，空了交流点收售旧书的经验，时不时地来一两句玩笑调剂一生枯燥的生活。
    人们叫他冯老板，实实在在是寒碜他。不过，在生活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风雨没有见过？他也就不以为然了。
    冯文彬是才子，是很多年前的才子。
    1965年，冯文彬考上了大学，当时叫西南财经学院，现在叫西南财经大学，按现在的标准是重本。进了校一年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热血青年冯文彬自己家庭是店员，一直以来在社会上受岐视，于是成了红卫兵的热衷人之一。
    这年，他18岁，准确地就还是个半大孩子。
    冯文彬喜欢一个女同学，叫曾羞羞，因为曾羞羞长得太漂亮了，那年代没有选美一说，但是美是客观存在的。曾羞羞的漂亮，是那种说不出来的，不能简单地说她的脸，或是身材，而是她有一种风韵，一种磁铁般让少男们过目不忘，心被吸引的风韵。
    喜欢曾羞羞同学的很多，但人家曾羞羞全拒绝了，因为她有个好爸爸，是成都军区后勤部的大校。大校，按50年代初次授衔标准，就是师级干部，在地方上就是地区一级的干部。
    大校的女儿不喜欢冯文彬，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是心向往焉。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曾羞羞的爸爸就靠边站了，后来被抓了起来，成了地地道道的“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因为这曾大校是刘文辉的部下，1949年随着刘文辉起义的。说他是历史反革命，不是无根无据。这时的刘文辉也不能自保，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保护大校了。
    曾羞羞一下从天堂落到了地狱，于是机会就给了冯文彬。
    大家都像是躲狗屎那样躲着曾羞羞，而冯文彬却主动去关心她。给她送吃的，送药，这时的曾羞羞再也矜持不起来，居然让冯文彬牵了她的小手。
    就这样，冯文彬得到了曾羞羞同学的爱。
    但是，学校的文化大苦命如火如荼，学生们分成了若干派，但无能哪一派都有个共同目的，要抓曾羞羞批判，要她交待她老爸的反革命罪行，交待她老爸如何和台湾联系的，如何想配合台湾蒋光头儿的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倒算的。
    曾羞羞当然交待不出来，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国民党为何物。她是48年出身的，解放时她才一岁多，只会讶讶学语。虽然她没有生在新中国，但长在红旗下。交待不出来就是态度问题，于是红卫兵小将们热血沸腾，拳打脚跌。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倒在了血泊之中。冯文彬也加入了红卫兵，不过他是小角色，没有多大的用。在人们发泄了怒火后离去后，冯文彬才敢把曾羞羞扶起。
    想不到，有人出了黑脚，把曾羞羞的肾给跌坏了。送到医院，医院一听是黑五类的子女，拒绝治疗。所以说：救死扶伤是医院自己吹的，以前是看你什么成份，现在是看你手头有没有人民币，否则，你的死和活关医院屁事。人们为什么对医院不满？根本原因就是医院从来不把人当人看，死个人和死条猪，死头牛，在很多医生的眼里是一样的。
    医院是最值得诅咒的地方。
    比如这个时候的冯文彬就恨不得一把火把医院给烧了。
    一家医院，两家医院，三完医院，所有的医院，都是一个态度——拒绝。
    冯文彬抱着的曾羞羞已经不行了。她倒显得那样从容，她说：“你别找医院了，我能死在你的怀中，算是前世有缘吧。我死后，你把我埋了就是，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为我报仇！”
    冯文彬含泪点头，曾羞羞安祥地离开了这个混乱的世界。倒是他的老爸在监狱中挺了过来，看到粉碎“四人帮”，自己被评反。
    冯文彬经过调查知道了下黑脚的人叫胡德平，以前也是曾羞羞的追求者之一，和冯文彬不同班，同系。这人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江西老红军，时任一个军分军的副参谋长，因此文化大革命中，他出生好，所谓的“根正苗红”，很快成了一派的领袖。
    冯文彬就加入这个叫“红革联”的派别，在胡德平面前殷勤不断，终于成为他的贴身保镖之一。胡德平这时人称“胡司令”，那年代的司令不需要批准，只要造反就行。
    冯文彬天天为胡德平打洗脸水，为他洗脚，深得胡德平喜欢。反正现在不读书了，脱产闹革命，于是这胡德平花天酒地起来。他的逻辑是：天下是他的老子打下的，他们不享福谁享福？自古以来就是打天下坐江山。
    凡是胡德平提倡的，冯文彬同志一概赞同。
    凡是胡德平需要的，冯文彬同志一定要弄到。这是冯文彬的“两个凡是”。
    终于有一天，冯文彬把胡德平请到一个野外单独喝酒。闹革命也要劳益结合，胡德平欣然同意，何况听说有好酒呵。
    在一个人迹偏远的地方，冯文彬拿出两瓶文君酒，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东西了。菜呢也早准备好了，卤猪头肉，茶叶蛋，油炸花生米，盐黄豆。这几个菜现在不值一提，可在当时就算是好东东了。胡德平好酒，这有遗传。据他的爸爸说，有一次，他被**打伤了，躲在一个好洞里，没有药，没有吃的，就是靠着水壶里的那点酒，活了下来。后来脚虽然一拐一拐的，但官却一年比一年大。
    不到两上钟头，胡德平已醉得一蹋糊涂。
    但他醒来，不是酒醒了，是被痛醒了，才发现自己被捆成了粽子，绑在一棵树上，冯文彬恶狠狠地拿着把水果刀正面对着他。
    胡德平怕了，以为冯文彬要杀他。
    可是冯文彬没有杀他，而是先说话，有点梁山好汉的味道——“姓胡的，我今天不杀你，只是要给你做个手术，割掉你的一个卵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给曾羞羞报仇！”
    胡德平要分辩，可是嘴是被堵着的。想分辩也分辩不了呵。胡心里恨死了自己，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文质彬彬的人，居然包藏祸心。但世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
    冯文彬没有学过医学，他学的是宏观经济学，就是制定经济政策的那种，当然给胡德平的手术做得不利索，让胡德平痛得死去活来。何况冯文彬也没有给胡德平准备麻药。
    做完这一些，冯文彬再没有回学校，把胡德平的那颗卵子放在曾羞羞的坟前，祭奠她，然后就隐进了深深的夜色。至于胡德平是死是活，他也不管了，也管不了。
    据说，后来一个打柴的农民把胡德平救了，胡德平到医院去治了两上月，出来后就退出了造反组织，到一人乡下隐居起来。就是这隐居，才救了他的命，因为后来武斗，胡德平这派人全都冤死在枪林弹雨中。有部电影叫《枫》，看过的人就知道，当时死个红卫兵，就像死只蚂蚁，谁也不会在意。现在重庆沙坪坝，有个红卫兵坟地，死者几千，无姓无名。据说，这是全国最大的红卫兵墓葬地。
    好在那个年代没有居民身份证，全国治安也混乱。冯文彬没胆量回到老家江城，而是到了汉藏结合的汶川县，就是后来发生大地震的地方，不过那时的汶川很少有人知道。
    他在那儿做了个煤窑的工人。所谓煤窑工人，就是在地下，一手拿把锹，一点点地挖煤，然后又用小背篼，慢慢地背上来。一天挖多少，背多少，以此算工钱。
    那时这些煤窑不是私营的，打的是社队企业的招牌，就是公社或是县上办的。因为这个工作极苦，基本上没有正式工人愿干，所用的全是些盲流们，现在叫农民工。
    这一干就是10年，世上再没有人听到有个叫冯文彬的人，他也不叫冯文彬了，叫陈刚。陈刚是个太普通的名字，谁也不会在意。10年，刘彬极也快30岁了，终于等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可是，没有户口，没有文凭的他，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何况他还是担心胡德平的事。
    后来，政策越来越宽松，他回到了江城，见到了父母亲，家人还以为他是鬼呢！通过好多关系，才让他上了户口，不过只能安排在街道的五金厂工作。所谓五金厂，其实只生产几样最简单的东西——剪刀，菜刀，火钳什么的。冯文彬也不怕苦，这点苦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不久，一个同样在五金厂上班的女青年成为了他的妻子。
    空余的时间太多，他就读书，读托尔斯泰，读屠格涅夫，读十二月党人的作品，对他们有种深深的敬意。为了理想，他们敢于付出。读多了，就想写。不过他很少投过稿，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把个中篇的稿子寄给了《江城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