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偷情好妙妙
列车长大姐半躺着分开大腿，说，进来吧，就不胜激荡地扶着我的东西导进她的需要里。先是一阵子的迷乱的交合，然后就慢下来，在爽性中聊天。
列车长问：有那么多美女陪着你，你怎么还这么喜欢搞女人。
我说：反正是喜欢，喜欢了就想搞。我半站着身子，舒爽地运动着，跟列车长大姐说着话，还低下头亲亲她的虽然在我眼里，那已经没有圆挺和特别好地弹性了。
列车长受了吻的电流，气息加重了，喘着气说：你真是一个让人没法拒绝的男人，还是让人没法忘记的男人。
大姐，老是在车上工作是不是太单调了，所以你特别喜欢找人说话。我随便半问着说了一句。
急促的气喘过去以后，列车长大姐叹了一口气，表示了她的对爽性的无法经常享受的感慨。我在大姐的身体里能够体味到她的无性的忧愁，就顺着她的忧愁问她。
人唯有这男人和女人间的搞和被搞，不如动物，我原先以为背着自己的男人偷人会是多么难为情，可是，你这么搞着我，我心里是说不上来的舒坦。你信不信我这是第一次背着男人偷情。列车长大姐很舒服地对我说。
姐，我信。
大姐把我弄到床上坐下，坐到我身上，没急着摇动，她说：在火车上干了这么些年，我相信缘份，人和人讲缘份。我原先寻思让你抱抱摸摸我就行了，没想更多。可，没等你急，我自己急得不行了，巴不得让你搞死。
我搂着大姐的腰，让大姐能坐得更瓷实一些。又听到大姐在我耳边说，好弟弟，想不想看黄片。
想，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列车长大姐受着我在她身体的里的搅动，急速地摇动起来，嘴里有点含混地说，好弟弟，我快来了，使大劲操我吧。
这么一个操字，女人是很难说出口的，我记得阿芬在丽丽的爽渲扬下，由阿举那家伙转述的阿芬的关于操的爽性淫言的发出是一种被爽性的冲击的狂放。而列车长大姐完全是由爽性而起的心态的完全放松，那是一种爽性的心境的提高。
我们俩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不是情，而是爽性。虽然在当时的我来讲，也讲不出来，但列车长大姐的搞字，已经有了男人女人之间爽性的纯粹需要的理论雏形了。
那天的火车上的夜，我受到了大姐无微不至的关怀。第二次爽性完了，大姐还给我准备了吃的，喝的。让我就那么睡在她的小铺上，她一个人看《十日谈》。就我睡了一会儿醒来后的感觉：大姐还没爽性够。用她的话说，她还想搞。因为我睁眼看到的是她的手在轻轻磨动着我的硬根根。
我不知道理论家们怎么对爽性定性，但是，我的感觉是人不能长期没有爽性。古小说里，就那个三言两拍，讲了不少尼姑与和尚的爽，我们不去考证它的真伪，只讲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无法遏止的爽性。
现代的文明社会把男人和女人规定为一男一女的一对一的爽性。还要弄上婚姻，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一对一爽的性。但，约束力太差。说句不成熟的和尚没有定性的话：婚姻是一种亲情，一种带着不同成份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与非爱的亲情。这个话题要是谈的话，不知道要引来多少口舌，有点太哲学了，越讨论会越混，还不如不讨论。
而爽性就简单了，两个人抱在一起爽了，不自觉地就会留下以后爽性的想头，这是爽性的活力之所在。在大姐又满足地从我身上下来以后，大姐给我准备了不少的爽性的资源：几十张黄片，一摞纯黄色的小说。当然，还有吃的。她还去看了我的那四个小美女。留了手写的名片。那年月，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就是名片和通讯工具，93年以前，手机很少，一般人有个bb机就了不得了，那砖头式的大哥大，得是中央级太子党们及他们的极忠心手下才能有。
不过，发名片已经流行起来，因为火车上买卖人多，互相交流点信息，止不定那天就能用上。。
九十年代正是社会关系学的初期。我记得是有一次跟着宋兰参加一个上流社会的聚会，我的身份是学院第一男高音，属于艺术人才的范畴。当然，其中的一大部分人知道我是宋兰的男马子。不过，由于宋兰的艺术家性格，没大有人敢开她跟男人之间的玩笑。宋兰虽然处在高层的容易爽性狂乱的上流层级里，但她确实不圾胡秘爽性。在外面，尤其是跟男人们，她是一脸的孤傲和不近人情。
那天还是有一定艺术氛围的，作曲的有，搞音乐教学的有，当然还有几个混充懂艺术和喜欢艺术的商人。其中有一位当时连部队也允许发展经济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那个人我感觉是个非常敢讲话也能干大事的人，确实不久以后就证明了，他干的走私汽车的大事终于惹起一些眼红的人的嫉愤，告发到中央第二号人物那里，被彻底整治了。
他给我讲的话是：人必须讲关系，而且是有政治背景的讲关系。他讲的，我提拔人首看的一点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可以利用的关系，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他还非常坚定地相信，能够协调各种关系，必将被堂而皇之地写进公开的对人的政治评价里。
他的石破天惊的话，很不幸的，在过了五六年之后，真的被在政府人事部门工作的我，大用特用。这不是我的独创，而是机关的用来对为升迁的人的能力的鉴定：善于协调内外关系。还有就是，不管走到哪里，一定得讲我跟谁谁特熟，特铁，最不济也得说说经常跟谁谁一起喝喝酒，打个高尔夫什么的。
扯出这么一段，主要是想引出小馨幽的一段故事。那么一个心机无存的人，却被宋兰认识的那批太子党的人毁了她对人生，对男人的好多暇想。那些动不动就讲关系讲背景的仗着他们开过国的老子的荫功，在社会上横行无忌，胡作非为，可悲的是法律都拿他们没办法。
当时在火车上我没注意到她有什么变化，只是感觉到她没有原来那活泼了。我们一行五人，下了火车又上了火车，四个女人是说不完的话。我很少有机会插嘴，只能拿出《红与黑》，在小说中，跟于连所遇到的那些人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