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1节

    英国人的强势渗入，无疑会影响到荷兰人的利益，特别是作为马六甲航线的贸易中心，马六甲城此前一直为荷兰人所直接控制。然而尽管荷兰人最初是通过与葡萄牙的战争，才拿到马六甲的控制权的（1641年），这次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却没有再次引发战争。在审时度势后，英、荷两国选择了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随后马六甲城也被荷兰人移交给了英国。
    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这一决定很好理解，毕竟当时的大英国帝国已是世界最强。换句话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无法阻挡英国人的进入。一定要撕破脸的话，即使英国人不用全面战争的方式攻击荷兰，单是封锁马六甲海峡也将让荷兰商人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同时，作为一条重要航路，马六甲海峡的争夺，并非一场零和游戏。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精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其实更原意通过控制商品供应地来达到贸易垄断的目的。为此荷兰人在经营南洋群岛之时，将统治中心放在了人口、资源最丰富的爪哇岛（雅加达），如果英国人不是谋求独占马六甲海峡，那么荷兰人的核心利益并不会受损。
    日期：2017-07-1515:26:05
    反观英国人的态度，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同样可以尝试拿下整个南洋群岛，特别是人口资源最为丰富的爪哇岛。英国人没有选择这样做，更多是从欧洲地缘政治平衡的角度来考虑的。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只有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那些海外殖民地只是用来争夺中心控制权的筹码罢了。无论在欧洲还是海外，法国都是英国最大的对手，尤其在英荷条约签订之前，整个欧洲刚刚被“拿破仑帝国”（1803-18015）横扫过。更为让人担忧的是，在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普鲁士王国的崛起，又使得长久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德意志，开始出现统一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法德之间的荷兰（比利时当时归属于荷兰），对英国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就像英国一直在战略上与葡萄牙结盟，以牵扯西班牙一样。即使圆滑的荷兰人在以后的政治博弈中，不明确的支持英国，将之逼向法、德阵营对英国来说也没有好处。
    除了考虑到欧洲的地缘政治平衡以外，英国人对整个南洋也没有志在必得的想法。从贸易来说，整个东方最有诱惑力的无异是印度和中国两个超级市场。深耕并垄断印度市场、开拓中国市场，是“大英第二帝国”在19世纪的战略方向。至于后来所发生的事，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英国人在印度及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没有哪个殖民帝国能够先后在东、西两线取得如此成就，“日不落帝国”也就此成为了英国的标签。
    想要将中国和印度两个市场连接起来，马六甲海峡自然是贸易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只要能马六甲海峡拥有稳定的据点及势力范围，并且竞争对手尊重这点就可以做到和平共处。基于上述考虑，英国与荷兰最终于1824年签订了“英荷条约”，划分了双方在东方的势力范围及相应的贸易原则。其中事关地缘政治走向的主要有：荷兰将在印度沿岸及马来半岛的据点交给英国，以帮助英国控制印度和马来半岛；英国则不介入新加坡海峡及马六甲海峡主航道以南地区的争夺。即认可廖内群岛及苏门答腊岛属于“荷属东印度”的势力范围。
    英荷条约的签订，奠定了今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边界基础。在这一条约保护下，英、荷两国在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利益都得到了保证，同时共同阻止了第三方势力的介入。至于西方在南洋的最早开拓者—葡萄牙，即使没有英国的介入，他们也只剩下南洋群岛最东部的半个帝汶岛（东帝汶）了。事实上如果不是与英国维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而英国又在南洋与荷兰两分天下的话，荷兰人在19世纪中一鼓作气拿下东帝汶也未可知（1859年荷葡签订条约，正式瓜分帝汶岛）。
    顺便说下，如果说葡萄亚在南洋还能够保留一块自留地，只是间接受益于其与英国稳定的地缘政治联盟，那么在大英帝国完全控制南亚次大陆之后，还能在沿海维持果阿、达曼-第乌等“葡属印度”的存在，甚至到印度独立后还试图保留，则完全得益于这层关系了。
    在了解上述地缘政治背景后，相信大家对印度、南洋现在的一些行政划分，有了更深的理解。不过，这一切与19世纪南洋华人的命运又有什么关联呢？前面我们说过了，在荷兰人决定军事征服西加里曼丹时，代表主战势力北部“和顺总公司”，试图寻求英国人的帮助，或者说纳入英国的贸易网，以摆脱荷兰人的控制。
    然而问题在于，荷兰人之所以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军事登陆西加里曼丹，直接原因就是英国在这一阶段，开始在马六甲及其周边地区布局。这一威胁使得原先一家独大的荷兰，不得不加速控制那些原本被视为鸡肋的地区。英荷双方快速达成和解的消息，对于华人公司来说并不是好事。尽管最初显示的消息，英国人愿意与之进行贸易，甚至曾经派人来岛上考察（19世纪30年代），但基于不引发新矛盾的考虑，英国人还是放弃了介入西加里曼丹事务的想法
    最终在19世纪50年代，荷兰人彻底征服了以和顺总公司为代表的，力图维持独立的华人势力。在整个荷兰人的征服过程中，以兰芳公司为代表的，希望用接受荷兰人统治，交换自治权的华人公司，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即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组织模式来改造原有架构。也就是说，正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传统社团性质的华人“公司”，开始与西方意义的“公司”接轨。
    将西式商业组织称之为公司的做法，在中国本土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大门之后。这一概念的传播者，应该就是已经在南洋接受西方制度改造的部分华人采矿公司。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概念更替的阶段，仍有传统社团以“公司”之名自称。比如1853—1855年在上海起事的天地会式组织—小刀会，对外声称自己为“兴义公司”，就还是传统的社团组织。
    兰芳公司所做出的妥协，使其得以存续到到19世纪80年代。然而一如之前在巴达维亚（红溪惨案）的情况一样，荷兰人并不打算把华人，培养成帮助他们统治土著马来族群的政治助手。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更愿意让马来苏丹们辅助他们进行政治管理，而让华人施展经济才能，以此来相互牵制。鉴于华人在西加里曼丹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这种选择并不算错误。日后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统治，大体也是遵循这一分而治之的模式。
    在得知自己所据有的土地，将被荷兰人划归马来苏丹们管理之后，兰芳公司和其它留在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武装反抗。只是这些抵抗，并没有改变政治属性的华人社团彻底消失的命运。尽管此后西加里曼丹仍然留有大量华人，并客观上主导着当地经济，但西加里曼丹华人政治的终结，已经再所难免了。
    在华人生存空间受到荷兰人挤压之后，一场以此西加里曼丹为起点的新迁徙活动也拉开了序幕。不过那些不愿意接受荷兰人统治的华人，并不用离开已经熟悉了的马来地区。毕竟荷兰人并没有统治整个南洋，甚至还没有拿到全部的婆罗洲。在其它尚未被西方人入侵的马来苏丹那里，包括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内，华人还有希望找到新的机会。至于这场迁徙又对整个马来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