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8节

    最近这些年，随着一些中国研究者，引入将共济会与操控世界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共济会组织在中国也成为了阴谋论理论中的常客。由于中、西两个兄弟会，在形式上有颇多类似之处，甚至有人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其实二者之间并无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似点，只是一种基于传播力考量的自然选择罢了。就像中、西方政治史，都经历过裂土分疆的“封建”模式，但并不存在谁模仿谁一样。
    日期：2017-07-0314:38:43
    与洪门的组织原则类似的是，共济会也试图用兄弟关系，抹去被吸纳者的背景差异，以获得尽量多的受众。不同的是，二者诞生的环境不同，导致在意识形态的选取上有所差异。如果说“洪门”组织在吸收成员时的门槛是“华夏”身份及认同的话，那么共济会成员的底线则是对“神”的敬畏感。即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共济会，但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有神论者。
    事实上，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说的话，洪门所主张的“华夏”认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血源传承而形成的“祖先崇拜”（清朝统治者并不愿意在血缘上附会华夏身份）。看到这里，会不会再一次感受到地缘的力量，回想起中、西方地缘模型上的“海中地”、“地中海”差异来？对于地缘结构复杂的“西方”来说，“神”在意识形态统一方面的作用，要远大于古老的中央之国。
    共济会在西方是否真的那么有能量，又是否真的操控世界，并不是这里所要探究的方向。不过可供参考的是，如果一定要在中国制造一个类似的阴谋概念，洪门倒是极佳的选择。如果根据一些表面特征，及组织出现的时间顺序进一步开脑洞的话，你甚至能得出共济会是洪门在西方的分支，进而演绎出洪门控制世界的故事来。
    好了，头脑风暴至此结束，回到西加里曼丹的华人问题上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于成千上万涌向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来说，并非天然就会结合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并无可能因为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或者洪门兄弟，就会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之争。由于闽粤地区族群结构的复杂性，海外华人在抱团取暖时，最初都会倾向将个人的地缘属性作为重要标准。比如说兰芳公司，核心成员就是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同时，前往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亦以客家人为主。
    从商业角度来说，随着竞争的加剧，兼并、重组，直至形成垄断共赢的局面是一种趋势。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至荷兰（尼德兰）共和国的建立，本质都是基于这一商业规律。这一规律同样也适用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主要聚集于三发河—卡普阿里河下游之间的数十个华人公司，在18世纪70年代大体重组为了两部分：一是南部的“兰芳公司”；二是北部的“和顺总公司”。前者的核心采矿区被称之为“东万律”；后者的核心采矿区则被叫作“蒙特拉度”或者“打劳鹿”（参见：西加里曼丹华人势力分布图）
    与西加里曼丹为所谓“兰芳共和国”一统天下网络宣传有出入的是，兰芳、和顺两大华人集团，一直共存到了1850年，直至后者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征服。兰芳公司之所以成为西加里曼丹华人社会的代名词，更多是因为荷兰人在征服和顺等华人公司时，兰芳公司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而较晚被消灭（因此保留下来了更多资料）。
    另一个有意无意的认知误区，是撇清“兰芳”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甚至将之描述为竞争关系。这当然是由于所谓“兰芳共和国”，已经被拔高为了一面共和旗帜，将他的出身与一个帮派色彩浓厚的组织挂钩，实在是有侮这一定位。然而，兰芳公司的天地会组织性质，却是又客观存在的。为了自圆其说，愿意相信兰芳为亚洲“共和”体制开拓者的研究者，会将兰芳公司的一些竞争社团，笼统称之为“天地会”，并认定其天地会式的组织形式，只是向后者借鉴罢了。
    尽管西加里曼丹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华人共和国，但说华人自18世纪中后期起，一直主导当地经济，及形成了稳定的华人社会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吸引华人前往西加里曼丹青奋斗是西加里曼丹的金矿（此外还有部分金刚石矿），不过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华人社团，一开始都是从事采矿业。要知道，一个聚集了数以万计华工及其家属的区域，粮食的供给本身也是一笔大生意，尤其中国人的食谱跟当地土著有很大区别的情况下。
    在绝大多数公司专注于采矿之时，部分华人开始注意到了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巨大商机，兰芳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类似的商机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淘金热中同样呈现，在绝大多数人把“金”理解为水中的砂金时，某个顺势发明耐磨帆布牛仔裤的美国人，也淘到了自己的金。
    相比牛仔裤，粮食要更为刚需、更容易因垄断而扩张势力。在采取结盟的方式，与其他采矿公司联手消灭自己在农业领域的竞争者后，兰芳公司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充，并开始染指西加里曼丹的矿业。与其同时，意识到危机的其它华人公司，也开始分出人手开辟自己的农业基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个的矿业公司，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结构齐全的华人小社会。
    对于习惯于打造自循环经济的中国人来说，发生在海外的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即使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也还遗存有很多基于某项产品生产，比如钢铁生产、石油开采，而衍生出的一个个“企业型社会”。这些大多为国企的大企业，不仅拥有医院、学校，甚至派出所等社会性机构，甚至在人员流动上呈现出很大的自循环性。只不过在政治结构稳固的中国，这些“企业型社会”并没有机会进化为政权罢了。
    附：西加里曼丹华人势力分布图（18世纪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