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6节
日期：2017-05-3012:17:45
传统观点认为，贰师城可能是“奥什”，盖因二者发音相近。不过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更有可能是在乌兹别克境内的“明铁佩古城”，位置在安延集州马尔哈马特县。其实奥什也好，明铁佩也罢，相距不过40余公里。无论哪个是真贰师城，地缘位置都是对的。为了避免陷入无谓的口水中，文字描述时只是一笔带过。不过做图的话，终归要有个定位的。相比发音上的牵强附会，更愿意相信考古证据（最起码明铁佩有座2000多年前的大城），因此比较之后定位了后者吧。
日期：2017-06-0120:49:46
2017年5月30日
【关键词：资本主义，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契约，猪仔】
现在我们知道了，荷兰于殖民世界的崛起，在于它创新性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有别于古希腊、意大利那种，主要由大商人集团/家族主控的经济模式。用马克思对荷兰殖民史的评语来总结这段历史，就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
仔细观察后来形成的荷兰殖民帝国版图，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荷兰人的扩张范围，几乎全在“教皇子午线”授权葡萄牙开发的范围内。这种选择，一定程度是个政治策略。尽管荷兰人为了彻底脱离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断断续续在1568年－1648年间打了80年仗（史称“80年战争”），期间双方曾多次妥协、反复，但总的来说，精明的荷兰人总体掌握了一个战略原则，那就是以葡萄牙势力范围为扩张方向（虽然为了对抗西班牙，也曾有过合作）。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荷兰人力争脱离西班牙影响期间，西班牙曾经一度透过王室继承，并入了葡萄牙（公元1580-1640年），但在欧洲模块式的政治架构中，这种君合模式，并不影响葡萄牙政府、海外殖民地体系的独立运作。换句话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缘政治关系，一直都没有变化过。荷兰人识时务的将战略扩张的方向对准葡萄牙，也为其最后与西班牙和解，彻底在法律上获得独立地位奠定了基础。
除去避免与西班牙陷入战略消耗，进而影响自己的独立进程以外，经济原因才是荷兰人选择向东的根本原因。毕竟对于商人来说，成熟的亚洲市场，所能提供的贸易空间要远大于新大陆。葡萄牙人凭借在非洲岸线的先发优势，得到了这块最肥的资源，足以让任何人（包括西班牙）感到眼红。如果说西班牙还会因为与教廷的共生关系，遵守着“教皇子午线”的话，那么在意识形态上打着反天主教旗号的荷兰商人们，自然是不会拿教皇的谕令当回事了。
由此，整个荷兰的殖民地开拓史，几乎可以被概括为对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侵蚀，资源丰富，且位置重要的东印度群岛，是荷兰人争夺的重中之重。公元1603年，荷兰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葡萄牙舰队，标志着荷兰人取得了东印度群岛的主导权。接下来，荷兰人先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香料群岛（马鲁古-班达群岛）的贸易权，并将荷属东印度的政治中心，设立在了爪哇岛的西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
17世纪中，葡萄牙在东方航线上的最重要两个支点：马六甲海峡上“马六甲城”（公元1640年）、好望角的“开普敦”（公元1652年），相继落入了“海上马车夫”手中。后者因为气候宜人（地中海气候），成为了荷兰人海外移民的首选之地，并形成了今天南非最大的白人群体—布尔人。只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数百年。一度受荷兰主导的马来半岛、南非，最终都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荷兰与葡萄牙在17世纪的博弈，甚至一路延伸到了中央之国的领地。在16世纪最初的20多年间，荷兰人曾5次对澳门展开军事行动，但都未能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这个重要支点。与葡萄牙争夺澳门未果后（公元1624年），荷兰人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台湾。后面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郑成功最终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台湾，并从地缘政治层面，将台湾岛纳入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范畴。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澳门及台湾的活动，后面会有专门章节加以解读。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那就是荷兰人在亚洲尤其是南洋的扩张，对华人海外移民动向有什么影响。后人总结西班牙后来的失败原因，很大程度会归结于竭泽而渔的“掠夺”开发模式。比如对印加帝国的掠夺，以及黑奴隶的高消耗使用模式。这就好像在原始农业时代，烧荒的方式即能平整土地，又得到了种植农作物的肥力。然而待肥力耗尽之后，如果不想个可循环的方式养土的话，就只有换个地方继续烧荒了（这种原始农业模式被称之为“游耕”或者“迁移农业”）。
在伊比利亚双雄联手打开新世界窗口时，新世界就仿佛是一片可供无限“烧荒”的原始森林。然而这种原始资源量再大，也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试图分一杯羹的竞争者也会越来越多。与后来资本起主导作用的荷兰、英国模式相比，西、葡两国对殖民地的权力主导模式，的确存在很大的资源浪费。一切都有如农业进化过程中，粗放农业模式最终被精耕细作模式所取代一样。
与权力主导的社会相比，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整个社会的架构是基于“契约”搭建起来的。契约订立双方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更能让每一个商人感到安全。在渗透东印度群岛之后，荷兰人在解决人力问题的做法，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饱受诟病的黑奴劳动力，并没有被大规模引入东印度群岛，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招募的“契约华工”。
契约华工或者人“下南洋”行为的高峰期是在鸦片战争后。有研究表明，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30年代，以契约华工的形式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数量将近千万。南洋又是华工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仅新加坡一地所转运的华工，就超过500万。很显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外“华人”比例最高之国，与它的特殊位置和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
对“契约华工”一事推动最大的，是当时的大英帝国。奴隶劳动力的使用，本质并不符合工业/资本时代的需求，这也使得英国在19世纪初，最早提出废除奴隶贸易的国家，并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来解决废奴后的人力资源问题。另一方面，中央之国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政治的积弱及时代的转变，也使得晚清政府不再把人口外流，视为洪水猛兽。
由于需求量巨大，契约华工的签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很多拐、骗等强迫现象。以至于历史上，契约华工又在部分地区称之为“猪仔”，签约、转运华工的行为则被称之为“卖猪仔”。然而将整个“契约华工”式的人口外流现象，视为一种变相的拐卖人口，或者视为“黑奴”制度的变种并不客观。大部分流入海外华工，还是抱着“淘金”的目的，自愿前往海外的。“猪仔”一说，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旅途、工作环境的恶劣，且需要用劳动偿还出海的费用（导致丧失一段时间的人身自由）。
英国对华工的招募行为，始于19世纪末对开发马来半岛资源开发。不过最早这样做的并不是英国而是荷兰。公元161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将位于巽他海峡东侧的雅加达，定位为自己在东印度的政治、经济中心。彼时的雅加达规模还很小，为了自己在东南亚的长期经营，荷兰人不仅将马来语的“雅加达”更名为荷兰语的“巴达维亚”（二战时改回来了），更开启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契约华工”群体也由此出现。
当地的马来人的劳动效率问题，是荷兰人决心引入华工的主要原因。由于华人很早就开始在南洋各主要港口城市经商甚至定居，精明的荷兰商人很快便做出最经济合理的决定：让中国人来帮助他们建设殖民地。不过单纯将荷兰人的招募对象称为“华工”，倒也不是很准确。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荷兰人并不是直接招募中国人做工，而是把工程或者商业项目（比如种植园）包给有实力的中国人做，由后者再进行招募工作。
荷兰人的这种承包式做法，使得“卖猪仔”一说，并没有提早17世纪初。换句话说，当时前往爪哇等地谋生的中国人，基本是没有强迫现象的。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种基于各种“契约”而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比如在18世纪初，有80%以上的种植园主是华人）。这种合作关系，使得前往荷兰殖民地谋生的中国人，整体也获取了不小的经济利益，并有在荷兰人与马来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的趋势。
然而华人最终却并没有在荷属东印度形成一个中间阶层。至于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