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6节
日期:2015-05-0221:47:43
2015-05-01
[丝绸之路与哈扎尔汗国的异类崛起]
虽然哈扎尔人迁入欧洲,与中央之国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能够以别样形式,在黑海之滨立足,却的确与中央之国有着很大关联。将两者串连起来的,就是那条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并不是在公元7世纪才开拓成功的,这条文明、商业交流之路能够被打通,是公元前2世纪,中央帝国的汉王朝,为击败匈奴人所做的一项战略决定(结盟大月氏人)的副产品。伟大的“汉武帝”以及他忠实的使者“张骞”,是这一计划的批准者和执行者。而公元7世纪的中央之国,则属于另一个强大王朝——唐王朝,其在草原上的对手也变成了覆盖整个亚洲草原的“突厥人”。
西方人认为,中央之国内部的诸王朝,只是在不断的重复自我,只需研究一个样本,就能够这其中的规律了。从地缘角度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就好像我们会发现,罗马帝国所遵循的一些地缘政治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欧洲。然而尽管汉朝和唐朝貌似都击败的强大的游牧帝国,并且成为了丝绸之路东半部的主导者,但两个对手和两条丝绸之路之间,在结构上却存在着一定差异。
匈奴纵深亚洲草原的时代,这个游牧帝国的根基是所蒙古高原。在阿尔泰山以西的中亚草原,匈奴人基本上只控制了包括以阿尔泰山南麓在内的半个准噶尔盆地。至于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草原,以及哈萨克丘陵地区,则分别为乌孙、康居两个游牧王国所控制。也就是说,匈奴人并没有真正统一亚洲草原。这一格局的存在,显然也为汉帝国所关注到。为此,帝国一直以为视乌孙为战略盟友,以减轻匈奴人对塔里木盆地的压力。依照同样的外交逻辑,身处乌孙人西、南侧的康居人,也曾经与匈奴人结盟,以避免乌孙人在中亚草原一家独大。
对于上述历史,以及诸亚洲草原王国的地缘结构,我们在“西域部分”已经非常详尽的解读过了。对这一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过头去看。现在牵扯出这一节,是让大家明白一点,在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时,中亚草原上的局势有多么的复杂。这也意味着,尽管游牧民族在机动性上优势明显,草原看起来也比沙漠地区更有利于通行,但真正能够被丝绸之路主线的,只能是沿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再跨越天山,进入中亚南部绿洲地带的线路。
情况在公元6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突厥人在击败众多竞争对手之后,建立了覆盖蒙古、中亚草原的游牧帝国。尽管这个帝国很快便以阿尔泰山脉为分割线,分裂成为东、西两部分,但突厥人在欧亚草原的优势地位已然确定。同一时期,中央帝国也经历了隋、唐两代的朝代变迁,并且始终将解决突厥人的压力,作为事关王朝生存的首要战略任务。
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博弈,唐王朝在公元7世纪中叶,先后击溃了东、西突厥,史无前例的取得了对蒙古高原、中亚地区的宗主权。中央帝国为控制中亚而建立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也因此能够帮助帝国打通一条,从准噶尔盆地切入,沿天山北路西行的新丝绸之路(史称“新北道”以区别于沿塔里木盆地北沿通行的“北道”)。
如果沿着天山一路西行,“新北道”将在中亚“河中地区”(锡尔河、阿姆河地区)与西出塔里木盆地的“北道”会合,然后翻越伊朗高原、两河流域,进入拜占庭帝国所控制下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然而几乎与唐王朝羁縻中、北亚草原的同时,西亚的地缘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凭借伊斯兰教的强大思想控制力,一盘散沙的阿拉伯民族不仅得以统一,更攻灭了统治伊朗高原、两河平原、河中地区的“萨珊波斯”。拜占庭帝国在新月沃地及北非的领土,也相继为阿拉伯帝国所吞并。
在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包括之前的安息)双方关系紧张之时,欧洲人要想获得来自亚洲的商品,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作为阿拉伯半岛的控制者,阿拉伯人敏锐的看到了这一商机,绕过伊朗高原和新月沃地,通过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以及印度洋——红海航线,打通了印度次大陆通往埃及的商路。即使波斯人因为战争,阻断了商路,拜占庭也还是有机会,中转得到来自东方的奢侈品。然而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后,一切都开始发生的变化。从中亚“河中地区”一直到尼罗河畔都为同一帝国所控制的后果,就是极大的削弱了欧洲人的议价能力。欧洲人当然还是能够得到来自东方的商品,但到底用什么价格得到,就得由阿拉伯人说了算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人希望有一条能够不受阿拉伯人控制的商路,为之带来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从地理结构上看,欧亚草原之上的游牧民族,所掌控的横穿乌拉尔山——里海/咸海之间的草原通道,是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的,而唐帝国对西突厥的征服,正好让中亚草原有了强有力的主导者。也就是说,如果拜占庭帝国能够在黑海之滨的南俄草原,找到一个务实的合作者,那么欧洲就有可能通过中亚、南俄草原的中转,获得来自东亚甚至南亚的商品。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条商路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这条商路的在中亚对接“新北道”的点,位于天山北麓“塔拉兹河”河畔。今天这个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枢纽城市,与河流同名(塔拉兹)。不过在公元7、8世纪,它名字“怛罗斯”会更有知名度。公元751年,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这里进行过一场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后者在战败之后,对天山以北地区的控制权逐渐减弱。
当中亚地区在唐王朝的主导下,迎来新秩序时,从中央帝国经天山北麓送至塔拉兹河畔的商品,接下来就有机会在突厥语游牧部落的护送下,沿锡尔河下游上溯至咸海北部,穿越乌拉尔河(源自乌拉尔山脉南麓,注入里海)进入南俄草原。问题在于,唐王朝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去帮助协调中亚游牧民族之间的利益,谁又能够在南俄草原和拜占庭帝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呢?
很显然,抓住这个巨大商机的就是哈扎尔人了。也可以说,正是借力“草原丝绸之路”的开启,以及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矛盾,游牧的哈扎尔人得以奇迹般的,在南俄草原成为一个让欧洲人欣赏的“文明国家”。这一转变让强大的“哈扎尔汗国”不再以把目标放在统一整个南俄草原之上(纯粹的游牧国家一定会这样做)。只要保证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的控制权,汗国的利益就能得到保证。至于从多瑙河下游,到第聂伯河流域的西半个“南俄草原”,则先后成为了马扎尔人、保加尔人、佩涅切格人的竞争的舞台。后者甚至是在公元9世纪,从中亚草原穿越哈扎尔汗国的控制区而来的新突厥移民。
地理位置相近的伏尔加河、顿河的命运,总是会联系在一起。在哈扎尔汗国时代,前者能够帮助汗国,第一时间迎接到来自中亚草原的商队;后者则能够打通一条,由顿河——亚述海——黑海——地中海所组成的水上贸易通道。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条河流在南俄草原的最近处,相距不过4、50公里。从技术上看,如果打通一条运河的话,里海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封闭的咸水湖了。从中亚而来的商品,也有机会通过水路,经由里海——伏尔加河——顿河进入黑海。事实上,后来俄国人也的确这样做了。上世纪中叶,“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打通,让里海一定程度拥有了出海口(虽然走不了大型海轮)。今天为了强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俄国人似乎也有意向拓宽运河,“帮助”里海沿岸的中亚国家,获得真正的出海口。
当然,即使两大水系没有连通,也不会影响顿河、伏尔加河相接之地的地缘价值。今天矗立于这片土地之上的,是始建于16世纪末的“伏尔加格勒”。这座城市在绝大部分苏联时期(1925年后),以及2004年之后的俄罗斯,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斯大林格勒。看到这,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二战中,俄国人一定要在斯大林格勒,死磕德国人了。
在哈扎尔人建立商业王国之时,从锡尔河、咸海/里海北岸运送而来的商品,通常会在伏尔加河三角洲中转,然后溯河而上,在斯大林格勒一带转入顿河,然后再顺河而下接入亚述河、黑海。汗国也因此在伏尔加河三角洲、顿河下游建立了两个都城。
当哈扎尔人藉此成为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后,他们也顺势成为了乌拉尔人,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中间商。一方面乌拉尔人在伏尔加河中上游,乃至更北部地区所收集的初级商品,经由顿河中转输往拜占庭帝国;另一方面,乌拉尔人要想得到拜占庭帝国的商品,也一样会让哈扎尔汗国获利。事实上,正是凭借对边缘民族的商品出口,拜占庭帝国在东方贸易中的逆差缺口,才得以填平。
对于做转口贸易的哈扎尔人来说,既然能够坐享如此巨大的利益,又为什么要像匈人那样去做什么草原霸主,并且用“劫掠”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手段,从欧洲人那里收获利益呢?然而这种凭借地缘位置,以及特殊地缘政治背景而形成的优势,是否能够长久保持下去呢(比如现实中的香港)?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