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1节
在这种情况下,波希米亚并不愿意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在整个11世纪,波兰也曾经数次试图吞并波希米亚。斯拉夫人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德意志人自然是能够体会到的。神圣罗马帝国深知,一旦波希米亚成为了波兰的一部分,那么波兰人就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了。复制当年奥托大帝与法兰克人决裂的路径,进军罗马、谋求“罗马皇帝”的宝座也不是不可能的。
最终在波希米亚的争夺当中,捷克人还是选择了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人为此付出的对价就是,承认捷克公爵为“波希米亚国王”(公元1086年)。其实德意志人,之所以用一个消失民族(凯尔特人波希部)的标签,来命名这个斯拉夫人王国,其中所隐含的地缘政治企图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捷克人,曾一度改称捷克王国)。在此之后,波希米亚王国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特殊地位,也多次通过不同的形式予以确认(帝国内唯一的“王国”级诸侯国、认可波希米亚国王由地方贵族选举)。当14世纪,完成上层融合的德意志人,终于做到让捷克人能够接受一位德意志裔国王后,帝国的政治中心曾经移至波希米亚,并且由波希米亚王室,诞出了几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同一民族并不一定会统一在一个政治体下。这种情况日耳曼人,包括他们的直接继承者德意志人,都曾经碰到过(比如奥地利与德国)。从政治角度来看,神圣罗马帝国对波希米亚的整合还是成功的。最起码促成了西斯拉夫人的分裂,避免雄心勃勃的波兰人坐大,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要知道,波兰人所希望得到的,并不只是波希米亚。相比地理结构上更为安全的波希米亚,勃兰登堡和梅克伦堡的斯拉夫人,对于波兰的崛起要兴奋的多。他们热切希望波兰人能够将之从德意志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可以说,如果波希米亚和波兰合为一体的话,那么德意志人几乎无可避免的,会退回到易北河以西。有鉴于此,给予捷克贵族一点超国民的政治待遇,以换取地缘政治形式的反转,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日期:2015-03-2823:28:26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离世一事,成为了最近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如何对这位将新加坡带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政治家盖棺定论,也成为了热门话题。不管你怎么评价他,对于李光耀的政治舞台绝不仅仅在新加坡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人会否认的。据说英国人曾经评价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即使从西方的角度出发,这一评价其实是看低了他的价值。准确确的评价应该是:最懂得以西方思维,驾驭华人群体的政治家。
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被殖民的时间越长就越先进。最近一个提及这个观点的,是那位新上位台北市长的柯医生。单纯以新加坡、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四个华人文化圈为样本看,似乎这种联想不无道理。然而当我们把当下公认的发达地区名单做一番分析,并与当年的殖民名单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了。
联合国、经合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依据自己的标准,列出过发达国家名录。在这些略有差异的名录中,有两个带有明显地缘性的特征,颇为引人注目。一是隶属欧美地缘圈的国家和地区占据了大多数;二是欧美地缘圈之外有机会上榜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无一例外的都带有强烈的东亚文化属性。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自大航海时代以后,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民族都经历过所谓的“被殖民”阶段。如果被殖民的时间越长,就越先进的话,那么东亚文化圈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显然并不占据优势。
真正让东亚文化圈国家,有机会凭借在后发状态下,率先跟上西方发达国家脚步的源动力,并不是所谓的殖民史,而是东亚文明本身的地缘属性(当然,我们都知道,所谓东亚文明很大程度就是指向华夏文明了)。这其中有两个属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集体主义;二是对教育的重视度。在集体主义思维,要求每一个个体,在行事时需要考虑对群体中其他对象的影响,并自觉出让部分权力,集中起来使用。这种文化氛围下,虽然难免会一定程度扼杀个体的创新性,但在竞争当中的优势却会非常明显。比如即使再将民主、自由挂在嘴边。西方国家也断然不会将军队变成一个议会式的组织。事实上,一旦进入全面战争阶段,最为有效的组织方式,只能是全社会转入高度集权的战时体系。
权力集中最让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容易让少数人掌握多数人的命运,最终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影响整个群体的利益。有鉴于此,必须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选拔方式,保证让群体中最优秀的成员占据权力顶层。这也就是所谓“精英治国“的理念了。从技术上来看,古代中国所创立的“科举制“,正是打通上升通道的,实现精英治国理念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由此而造成的深远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不断将精英输送至权力体系,更在于让整个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的观念。
当西方殖民者,凭借技术和先发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殖民地时。作为被殖民的后发地区,如果想追上前者的步伐,除了拥有更高的效率以外,还必须主动、努力学习西方的优点。而这两点,正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优势所在。至于说中国今天还没有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其实更多是因为体量的问题。所谓“船小好调头“,船太大了,调起头来自然要慢些。所滞后的几十年时间,在大历史的范畴里,只能算是很短的时段了。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能够亲眼看见这一天的到来。
回到李光耀个人成就问题上来。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几个华人文化区中,大陆、台湾长期受困于两岸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之争;香港人并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自主权,紧邻大陆的地缘位置,也限制了他们在地缘政治作用上的想象空间。对比下来,位置优越的新加坡是唯一能够在内、外政治上,有自由发挥空间的地区。李光耀所取得的成就,更多是基于这个平台的有利位置。试想一下,如果香港那些同样学贯东西,却又不得没有政治发挥平台的顶级商人(比如李嘉诚),要是能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是不是也有机会把新加坡带入发达国家行列呢?
当然,能够顺势本身也是一种能力。从这一点来说,身为极端务实主义者的李光耀,不失为一个政治家的典范。深谙东、西方文化精髓的他,成功让自己成为了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对于西方人来说,李光耀在他们认可的轨道上,治理华人群体的经验,是他们必须学习的;而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来说,新加坡模式在协调东西方文明、政经关系方面所体现出来的诸多特点,也使之被认为是唯一可供直接参考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意无意的在做一个放大版的新加坡)。
你可以不喜欢他,不崇拜他,但却必须对他的意见有足够的重视。身为一个人,一个政治家,一生能够做到这点也就足够了。
日期:2015-03-3121:44:47
2015-03-30
[波罗的人以及东、中欧平原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