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2节

    日期:2014-06-1001:26:14
    2014/6/9
    鉴于罗马帝国那明显的“地中海”格局,罗马文明的基本属性经常被误认为也是以商业规则为核心价值观的海洋文明。但实际情况却是,罗马文明的原始属性和大陆文明一样是以农为本,最终的版图内拥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并不是罗马人主动追求的结果。在罗马人看来,那些能够种出粮食的土地,才是最重要的。
    希腊和腓尼基人选择以海洋贸易立身,很大程度是因为地理条件所现,无法出产更多的粮食,以满足增长的人口。而当他们发现通过控制海洋贸易,能够获取整条贸易线上最多的利润时,那么就算有实力,去兼并更多能够用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也不会有动力回归农本社会了。这一点很像现在的美国,一直能够坐在世界金融体系的顶端获取最高利益,再转过头来重启制造业赚辛苦钱,就显得障碍重重了(虽然也知道这很重要)。相比希腊地区,意大利的农业条件就要好的多了,即使不算波河平原这样的大平原,能够形成规模农业的低地面积,也比希腊要大的多,并且没有那么破碎。然而罗马文明最初的农业属性,却并不是因为意大利半岛的农业条件比希腊好,而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以罗马所属的台伯河东岸地区来说,一方面希腊人在沿海岸线北上,占据良港布设贸易据点;另一方面西岸的伊特鲁里亚人,又先发把自己打造成了小希腊,并且凭借经济优势,将拉丁姆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商业腹地。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和他的拉丁同盟们,其实并没有机会从贸易网中获得太多额外收益的。换句话说,被两面挤压的拉丁人所能选择的,基本就只是整个贸易链条上的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
    罗马人的这种被动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末。在历史阶段划分中,自罗马建城起的公元前753年,到建立罗马共和国的公元前509年间,被称之为“王政时代”。这一时期的前期,罗马人遵循原始的部落军事民主传统,“选举”出拥有最强武力的人做自己国王,并且逐步向真正的国家过渡。
    问题是,任何民主的外表,背后都逃脱不了经济因素。由于罗马的对外贸易权,被伊特鲁里亚人所垄断,这些来自台伯河西岸的商人,在罗马城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在控制整个地区的经济命脉的同时,伊特鲁里亚人也在用他们的文明、技术优势,完善罗马政治体系、基础建设,让罗马人感到有所帮助。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名言,在罗马身上也应验了。从第五代国王起,伊特鲁里亚人成为了罗马的王(后三个都是)。
    伊特鲁里亚人的渗入,为罗马及相邻的拉丁人开启了文明之路,那些从希腊、埃及等地输入的商品,也让拉丁人看到并学习外面的世界。如果伊特鲁里亚人,能够借势在民族融合上,多下些工夫,以后书写罗马历史的也许就不是打丁人了。然而做为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伊特鲁里亚人并没有这个意愿,让拉丁人来分享这一切。或者说他们更愿意以族群为识别标签,保证罗马及整个拉丁姆地区的经济命脉,掌控在自己手中。
    伊特鲁里亚人的这种想法,在海洋民族看来很正常。就像当年的英国,现在的美国,会很愿意打开一个地区的市场和你做生意,包括顺势控制你的政局。但他们参与当地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对于大陆文明所热衷的那种,以民族融合为主要特征的领土扩张却并没有什么兴趣。
    伊特鲁里亚人的这种做法,固然对拉丁人是一种经济上的压迫,但反过来也让拉丁人能够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下,保持了自己社会、族群结构完整。对于外来统治者来说,如果不能够与土著民族进行有效融合,通常情况下,统治权被最终逆转就再所难免了。公元前509年,罗马城中的最后一个伊特鲁里亚人出身的“王”,终于被罗马贵族所赶走,罗马也从此进入了“罗马共和国”时代。与其说这是一个体制的进步,不如说罗马人向摆脱异族人统治,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罗马人选择了公民拥有参政权的共和制,而不是以一个罗马人的王,去替代伊特鲁里亚人。这种选择究其根源,还是受了海洋文明的影响。如果身处亚洲大陆的话,罗马人接下来的选择,应该就是博弈出一个拥有世袭和专制权力的“王”了。事实上,由于自身贵族体系传承和外来雅典式民主的影响,罗马在共和国阶段所发展出来“民主”,外在表现为贵族(通过元老院参政)、平民(通过公民大会参政)之间有所制衡制衡的混合体。这种兼顾精英阶层与平民政治权力的“两院制”,也成为现代西方民主的源体制源头。
    这些外在体制问上利弊,并不是我们研究的方向。因为身边有很多现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体制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剂解决问题的万能良药。单就体制这一点来说,希腊人所做的尝试已经足够多了。至于罗马,抛开这层体制表相,罗马人所被迫坚持的“农本”主义,才是他们最终成为地中海之主的根本原因。
    如果罗马人也想完全仿效希腊人,将目标锁定在能够垄断一个地区贸易权的沿海殖民地上。即使罗马人能够赶走伊特鲁里亚人,并且最终取而代之,成为整个意大利中部的主人,那么他们无非也是建立起一个个由独立城邦所组成的,以利益为纽带的“拉丁贸易同盟”。然而地缘文化的不同,使得罗马人并没有这样做。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罗马人开始逐渐征服、同化周边生活在拉丁姆地区的部族,并且将跨越亚平宁山脉,将共和国的范围扩张到了意大利半岛的中东部。
    相比那些海洋民族,罗马人在民族融合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以雅典为代表的海洋民族,出于控制经济权的原因,对于扩张拥有参政权的“公民”范围,是非常谨慎的(父母不是雅典人,就很难获得雅典公民权)。或者说他们并不需要太多人,来分享金字塔顶端的权力。如果出于战争或者经济的原因,需要导入大量人口,他们宁愿用商业规则来解决一切(比如使用雇佣军)。反观罗马,农业民族的出身告诉他们一个最原始的道理,人口和土地的数量,才是决定一个民族竞争潜力的基础。无论是在共和国还是帝国时代,罗马公民权都在不断的扩大。从最初的生活在罗马城中的自由民,都是罗马公民,到后来的只要是拉丁人,就是罗马公民。再到所有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的自由民(包括被解放的奴隶),都可以成为罗马公民。
    在政治体制研究者看来,罗马的这种变化应该被视为是一种体制的进步。不过从地缘本质上来看,罗马实际上在做的是民族的扩张。伴随着领土的扩张而扩张的,是“罗马人”的民族概念。而罗马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欲望,也使得“罗马”的概念,不会只停留在沿海那些拥有天然良港的点上(可耕地的分布,远比天然港口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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