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2节

    日期：2014-05-0311:21:51
    2014/5/3
    如果说公元前480年——479年那场希波战争，让我们从战术角度，了解到了战争的很多细节，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给我们的，更多是战略上的启示了。在这场长达27年的战争中，固然也会有几场看起来决定胜负的战争，但谁能笑到最后，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决策。
    对于雅典人来说，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在海上。海上优势可以压缩对手的战略空间，让自己获得更大的纵深。问题上，自己的根基之地还是在阿提卡半岛，就算从亚洲远征而来的波斯人，终究会因为战略补给不济而退兵，但与雅典隔科林斯地峡相望的伯罗奔尼撒人，战略威胁却是长期存在的。为了防备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战争，雅典人需要有一个办法，让强大的海军能够直接保护自己的政治中心——雅典城。
    如果雅典本身是个海港城市，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不过海洋毕竟有侵略性的一面，将自己的政治中心完全临海，可能躲的过人祸，却躲不过天灾。因此，雅典城离它的外港，还有数公里的距离。从技术上看，雅典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外港和雅典城之间，打通一条安全通道，以使雅典不至于在战时被完全包围。
    最终雅典人选择了位于雅典城西南方向8公里的“比雷埃夫斯港”（Peiraieus，可在谷歌地图上定位），作为雅典的海陆枢纽。而连接这个枢纽港与雅典城的，就是一条长达8公里的防御工事。在很多资料中，雅典人修筑的这条防御工事，被标注为“长城”。只是这样的标注，很容易让人理解为，雅典人是在依靠一条单面的墙体，阻隔伯罗奔尼撒人的进攻。随之而来的疑惑就是，斯巴达人为什么不绕到这条“长城”背后去？
    事实上，雅典人所修筑的，并不一条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长城”，而是一条保护补给线，打通海上交通线的“甬道”。所谓“甬道”，在技术上所指向的，就是两侧有墙体保护的通道。也就是说，雅典人在雅典城与比雷埃夫斯港之间，用两道高大城墙，将道路包裹了起来。这样的话，只要甬道和城墙不失，斯巴达人没有办法用饥饿和迫使雅典投降。
    以“甬道”来保护补给线的想法，并非雅典人所独有。同时期的中央之国，在战术层面也多有实践。在项羽一战成名的“巨鹿之战”中，秦将章邯就曾经修筑甬道，以打通巨鹿城与援军之间的粮道。只不过，鉴于中央之国的大纵深和防御面，甬道技术无法上升至战略防御层面的高度罢了。与“雅典甬道”战略意义对等的，是中央之国的“长城”
    雅典人选择“甬道”来打通海上补给线，中央之国选择长城，来全面切断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都是结合自身地缘特点的选择。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属于战略防御思维的产物。这看起来似乎不太积极，却是扬长避短的选择。因为雅典人和中原王朝都清楚自己的对手，拥有很强的攻击力，而自己的优势，在于比他们有“钱”。
    当斯巴达人带着伯罗奔尼撒半岛上2/3的兵力进入阿提卡半岛时，雅典已经将城外的公民尽数迁入了城内。当然，对于雅典人来说，这本身也是一项痛苦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城外平原上的不动产和农田，将遭到伯罗奔尼撒人的破坏。对于伯罗奔尼撒人来说，固然可以在雅典城外大肆破坏，以惩罚他们的对手。不过这种远征本身，对于伯罗奔尼撒的经济，也是一种伤害。因为除了完全剥离经济活动，以职业军人角色生活的斯巴达人以外，其它伯罗奔尼撒城邦的军队，都是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大批精壮劳力长期远征在外，对伯罗奔尼撒的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以“商”立国的雅典人，当然比其他人更清楚，打仗就是在打“钱”。他们之所以耗费巨资，为雅典打造能够长期坚守的防御工事，也是让战争陷入持久的拉锯状态。当然，雅典人也并不仅仅是消极防御，他们强大的海军所能做的，并不仅仅只是为雅典城运送（从海外）补给。
    在希波战争中，雅典和希腊联军能够战胜波斯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海军取得了制海权，能够切断波斯大军的战略补给线（在这一后果发生之前，薛西斯就明智的选择了撤退）。而这一次对付伯罗奔尼撒人，这一威胁的效能就大打折扣了。因为伯罗奔尼撒是一个“半岛”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岛屿，支持伯罗奔尼撒人在前线作战的，是陆地补给线。有鉴此于，雅典人选择了另一种针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战术，以从战略上打击对手的战争能力。具体来说，这项战术就是派出强大的舰队，围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做环岛航行。一旦发现某地防御薄弱，就迅速登陆作战，劫掠与破坏伯罗奔尼撒人的城市、农田。
    基于雅典人拥有更强大的海军，与更多的海上作战经验，伯罗奔尼亚人的海军，并无法从战略上限制雅典人这样做（虽然偶尔他们也能因对手失误而胜上一场）。这使得斯巴达人和他们的盟友，每一次的北上攻击行动，都不能持续太久。至于雅典人，也没有足够的陆军实力，与对手在陆地上展开一场决战。战争由此进入了痛苦的拉锯状态。
    战争就是这样的，无论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逐渐意识到，战争本身并不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长期的战争，使得双方都无法正常进行经济生产和稳定国内次序。被卷入这种不正常状态的，还有双方的盟友。比如在雅典城凭借坚固工事据守时，雅典在维奥蒂亚最忠实的盟友——普拉提亚就被斯巴达人攻破了；而斯巴达人，日子也同样不好过。一方面自己的同盟阵营也并非铁板一块；另一方面，国内那些负责种地的奴隶阶层——希洛人，也因斯巴达人的军队主力长期在内，而变得不安分了。
    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地区，也在两大巨头的争霸过程中，受到了影响。为了寻求战略支持，雅典和斯巴达都频繁向中立地区进行外交游说。如果希腊地区的政权结构，是金字塔式的集权体系，那么这种合纵连横的结果，将会明确的多。比如雅典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经由希波战争的洗礼，色雷斯也在公元前460年，进入王国时代了）的外交工作，效率就要高的多。在整个战争时间，马其顿王国和色雷斯人的阿德利希亚王国，都认为控制海洋的雅典，比斯巴达人更能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也因此而愿意与之结盟）。
    然而在那些希腊城邦当中，情况变得复杂了许多。因为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斯巴达那种被一个阶层控制的“寡头政治”（或贵族，或财阀），还是全体公民参政的“雅典式民主”，在集权体系的视角下，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容易因内部争斗而影响效率，无非是争斗面的大小罢了。这种“民主”的底蕴，以及表层意识形态上的认知差别，使得希腊式诸城邦内部，都被分为了两派。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的博弈（到底是选择雅典人的制度，还是斯巴达人的制度），也对阵营的选择造成了一定影响（虽然最终会发现，还是必须回归地缘选择）。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博弈，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文明（包括政治制度）的起源，非常重要，也对我们分析今日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走向，也有着很强的借鉴作用。不过，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并不是这里所关注的重点，我们还是视线移回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上来。在经历十年痛苦的拉锯之后，精疲力竭的雅典和斯巴达终于明白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双方都无法战胜对方，和平是双方唯一的选择。公元前432年，把整个希腊搅动的天翻地覆的两大巨头，终于肯坐下来签订和约（互相交还土地和战俘），让一切回到的原点。
    这份被称作《尼西阿斯和约》的条约，所约定的期限是50年，然而就像之前那份“三十年和约”还没履行到一半，就被打破了一样，谁又能保证仅凭一纸文书，就能带来和平呢？这种在双方都意犹未尽，而又后继乏力状态下的相互妥协，对于双方来说，都像是在为下一场战争争取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是否恢复元气，并不是重启战端的决定因素（因为对手也在恢复）。一旦某一方决定再燃烽火，那他们一定需要一个战略层面的理由。至于这个战略理由是什么，下一阶段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又是谁先挑起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