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1节
日期：2012-07-1301:07:51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向周边地区扩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延伸农业线的过程。这种以农为本，人地合一的做法，固然是华夏文明能够历经千年而不倒，并且越做越大的根本原因，但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在那些农牧相接处开展大规模农业活动，其环境代价也是很惨痛的。相比自然生长的草场，种植农业所需要的用水要多的多。当然，相应的，产出和单位土地的人口承载量也要高的多。只是这样一来，在人口压力下，环境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了。这种情况，在河西走廊板块尤为明显。
黑水城遗址能够留到20世纪初才被人发掘，很大程度倒是要“感谢”环境的恶化了。正是因为原来的绿洲变成了沙漠，才使得那些残留在城内的文物，能够摆脱自然的侵蚀和后人的进一步破坏。与名声在外的黑水以及“黑水城”相比，河西走廊绿洲带的另一个凸起——潴野泽绿洲（后为匈奴体屠王所据，又称“休屠泽”）的名声要小些，但二者命运却是相似的。由于自汉帝国强势渗透河西走廊之后，为潴野泽带来祁连山雪水的“石羊河”两岸农业开发过度，这个在二千多年前，曾经长100公里，最宽处有50公里的湖泊，最终在上个世纪完全干涸了。而“民勤县”这个建制于民国的县级行政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多是当地居民如何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试图在沙漠中固沙植绿的勤勉之举。
从地理结构上看，居延海和潴野泽之所以能够成湖，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所在地应该要低于周边地区，呈凹陷状态（盆地）；二是需要有河流为之补水。由于为这两个盆地区补水的额济纳河、石羊河，所穿越的是气候干燥的阿拉善戈壁，因此在这两河流域最初的绿洲状态，其实是和尼罗河流域有些类似。即上游靠近高地处由于最接近水源地，支流众多，绿色之地的纵深较宽。而下游低地作为河流的最张归宿，同样也可形成大面积的湖泊及绿地。反倒是中游地区，绿洲呈带状分布于河流两岸。这样一种结构，使得我们抛开河西走廊的概念，单看额济纳河、石羊河流域的情况，应该也是两条呈哑铃状的绿洲带。然而由于周边环境的不断恶化，现在整个河西走廊的绿洲，实际上都是呈点状，而非连接在一起的带状了。
对于蒙古高原之上的匈奴人来说，额济纳河、石羊河两条河流，能够冲破荒漠的包围，以阿拉善高原的腹地形成两条绿洲带，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情。这样的话，当他们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很快就能够看到大片的优质草场了。尤其是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海”和它周边的绿洲，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戈壁阿尔泰山的南麓，（所以居延海在历史上，战略地位更重要）。这种结构，无疑大大拉近了河西走廊与蒙古高原的地缘关系。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比较清晰的了解，匈奴人和他们之后蒙古高原西部游牧民族的南下路线了，在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居延海会是他们必须夺取的第一个据点。接下来便是顺额齐纳河南下，南下至祁连山麓，然后向两翼扩张，直至占据从敦煌至武威的河西走廊带。当然，包括潴野泽在内的石羊河中下游地区，也是这个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当包括两个凸起的河西走廊绿洲带，都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时，他们就可以考虑到黄土高原的华夏农耕区打猎了。在此之前，兴起于陇西的秦人，已经帮助中央之国，把黄土高原最西部的亚板块——陇西高原尽数纳入了华夏核心区。现在位于黄河之滨的甘肃省会兰州，所辖之地就是陇西高原的最西部（秦汉归属于“陇西郡”）。
仅仅是凭借河西走廊的地缘实力，想与统一的中央帝国，甚至是战国后期的秦国进行PK，还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当游牧民族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他们只需要再穿越不太长的沙漠之路，就可以在黄河西侧找到一个独立的，水草丰美的地理单元——西套平原。占据西套平原，不仅能够为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再获得一片优质草场，更可以让他们在河套地区，进一步拓展空间。
我们前面也说了，在匈奴人成功渗透河西走廊之前，这片土地是被以大月氏为核心的，欧洲游牧民族所控制的。基于西套平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关系，匈奴人如果想在穿越戈壁沙漠后，直接插入到西套平原，以控制这个独立地缘板块的话，很有可能也会遇到那些先行到此的欧洲游牧民族的阻力（倒不一定是大月氏人了）。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和秦人交战了数百年的“西戎”部落，到底有没有包含一些白色游牧部落，一直是有些争论的。以大月氏人最后的位置来看，在此之前如果有欧系游牧民族，渗透到黄土高原，甚至渭河流域，并被记录进先秦的历史中，也是很有可能的（好像就有人怀疑，秦人所解决掉的，最后的西戎强敌“义渠”，就有可能是大月氏人的近亲）。
当然，以此贴的一贯风格，是不会纠结于这些故纸堆中的名词的。因为记录历史之人，也未必真的清楚，他记下来的信息是否全面、正确。我们只是从地缘的角落，来梳理大的脉络罢了。
回到匈奴人的话题上，匈奴人对河西走廊感兴趣。除了这一带有不错的水草资源，以及接近农耕区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河西走廊的商业价值。尽管我们现在，往往把东西方交流的通道称作“丝绸之路”，并将开辟这条商道的功劳，记在了汉帝国和张骞的名下。但事实上，在此之前，东西方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控制这条自然商路的，是那些熟悉路径的，逐渐从欧洲渗透过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只不过，在没有强大统一政权控制、维护商路时，这种商业、文化传播，很大程度是呈接力棒形式，相对缓慢的传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骞正式开辟丝路，并从官方层面把汉帝国做成了商路的终端（后果就是交易量有了质的飞跃），其意义仍然是非常重大的。
不管东西方商路的开辟，原始功劳应该记在谁头上，河西走廊的价值都是没人能够否认的。这条在荒漠压力之下，依靠祁连山庇护而存在的绿洲带，用“咽喉要道”来形容并不为过。无论西来的商路有多少条，如果想要对接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河西走廊都是必经之路。有了这份附加值，匈奴人进占河西走廊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
河西走廊的具体结构（这里指的是靠祁连山麓的，狭义的走廊带），我们在历史进展到张骞通西域阶段时，会详细解读的。对于刚刚建立的汉帝国，以及已经渗透到了阴山之麓的匈奴帝国来说，河西走廊暂时不是双方博弈的焦点。这时的焦点，甚至不是赵人曾经强势渗透进的河套平原，而是大同盆地。因为当中央之国在忙于内部整合之时，匈奴人已经乘虚而入，不仅控制了阴山南北，还将势力范围渗透至了陕北高原、山西高原的北部。如何在稳定新生帝国内部结构的同时，解决北方边患，成为了刚刚登上帝国最高权力宝座的刘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