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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锻炼

    红石村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马大刚。这人可不简单,正是该的村主任。此人三十有五,性情豪爽,刚直,思想也比较开明,据说是老牌高中生,当兵退伍后回家务农,由于敢说敢做,前年被选为该村委会的主任,连杨正财也礼让他三分。此人什么都不爱,就有一个嗜好——贪杯。喝起酒来,可谓千杯不醉,但却不酒后误事,且一诺千金。周扬和他一接触下来,就暗暗觉得马大刚这人不错,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交的人,事实上也如此。在后来的工作中,马大刚走家串户,把拆迁安置政策逐家宣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且拍着胸膛保证一定能兑现优惠政策。相当一部分犹豫不决的村名都在这位村主任的劝说下同意了搬迁。周扬从内心里感激他,经常请他小酌两杯。
    红石村的征地拆迁已经濒临尾声,眼看着这个村子即将被搞定了,正当市政府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们暗暗叫喜得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问题终于出现了??????
    在市政府在红石村的规划用地范围内还剩十七户人家,可就是这十七户人家愣把一个偌大的工程给堵了。原因很简单,要求就地安置,否则打死也不让。周扬带领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们三番五次的去做工作,却无功而返。这里面有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就是年过八旬的红石村原支书杨庆福,也就是现今红石村支书杨正财的大伯。
    杨庆福在解放前参加过红军,新四军,解放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三大战役,解放后就打过美国佬,可谓身经百战,立下的战功不计其数。无论是论辈分还是论威望在红石村来说都是最高的。且村里还有一个传闻,传闻省里的某领导当年还是老支书的部下。杨庆福在红石村当支书时,连乡长,县委书记都对他恭恭敬敬,某一届的市长还亲自跑到老支书家里去慰问。可是就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军人,老革命怎么就把工程给堵了呢?原来事出有因。
    由于杨正财被周扬的套子套得下不了台,率先拆了自家的小二楼不说,连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也被征了去,眼看红石村的征地就快要完了,可自己却没捞到什么油水,心里那个窝火呀。他知道再不采取行动,拆迁一完工,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杨正财连续几天夜不能寐,前思后想,终于把如意算盘打在了他大伯的身上。
    有一天,杨正财拎着两瓶酒一块腊肉来到了杨庆福家。
    杨庆福正在院子里打太极呢,眼瞅着大侄子手里提着东西,一脸苦瓜相的走了进来。
    “大侄子,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城里人的日子过得还习惯吧。”杨庆福虽已年过八旬,却依然身体健朗,声如洪钟。
    “大伯,快别提了——杨正财说着眼泪就“扑扑”的往下掉。
    眼看大侄子痛哭流涕的样子,老人慌忙把他迎进了屋里,“大侄子,家里使出啥事了吧。有话慢慢说。”
    杨正财趁势在他大伯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起苦来,“大伯,我们家可被政府家坑惨了。”
    “那怎么能?”杨庆福显然不信,“政府给咱们修路,还划地给咱盖楼房,叫咱也做做城里人,有啥不好。我这几日还忙着叫大娃二娃他们找房子租,准备搬迁呢。”
    “大伯,您被骗了,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呀。我当初就是听了他们的花言巧语,带头搞了搬迁,可是到现在我才知道上当了。他们哪是修什么路呀,公路再宽也不过四十多米,可他们把方圆百里的土地都征用了,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拿给房开商开发呗,咱们这地卖到他们手中,才几万一亩,可拿到房开商手中一捣腾,价钱就翻了几十倍。咱们的房子才多少钱一平呀,也就八百一千的,可您知道人家修出来的商品房多少钱一平吗?几千块呀,当我们农民一年的收成还不止。咱们老白姓的土地都便宜给房开商了,您说这公平吗?”杨正财直把杨庆福说得一愣一愣的,他接着说:“再说了,他们给咱们划的那块安置地在哪您可知道吗?”
    “不是说,在离路旁100米的范围内吗?”杨庆福问。
    “所以说,您是老糊涂了。您想想,这可能吗?实话告诉您吧,那地可偏了,离这儿好几里地呢,要是让咱们搬那去,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可不就没了么?这还不算,这块安置地现在还是荒山呢,也不知道猴年马月路才通得上去,光凭他们给的那点安置房租还得叫我们倒贴呢!”杨庆福还真被唬住了。
    老爷子一琢磨,觉得侄子说得却又道理,把心一横,“老子这里就是不让了,看他们能拿老子怎么样?”
    杨正财听在耳里,喜在心里,他又火上浇油的说:“对,大伯,他们政府不拿出个说法来,咱们打死也不让!”
    就这样,工程还真停滞了下来。
    此后,不光是政府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们,还有乡里面的,县里面的,甚至于市里面的领导都来找杨庆福等住户做过工作,好话歹话都说遍了,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有丝毫作用。其实大多数村民岂能不懂,只是杨老爷子真是老糊涂了,听信了杨正财的奸言,一时怎么也转不过弯来,铁了心的认定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索性一抗到底。而其他的几户也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无动于衷。
    碍于客观的种种原因,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来。而那工程队一停几天,钱就像烧纸一样烧了出去,政府蒙受的损失是巨大的。
    眼看工期一天天逝去,某日,市政府拆迁办公室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对这十七户钉子户进行强制性拆除。后由拆迁办打报告给市政府,经市政府同意,组织了公,检,法,土管,城管,规划等十几家单位各派人员组成了五百余人的强拆队伍。强拆目标锁定于靠路红线最近的一户人家,也就是杨正财的堂弟,杨庆福的第三个儿子杨正武家。
    那天的场面可用“惨烈”二字来形容。先是杨正武的儿媳粪泼了电视台的记者(后被公安局执法人员抓走),而后有杨正武的几个儿子砖砸执法人员,并殴打拆房民工(也被当场制止后抓走),再后来,杨正武两口子以肉身对抗挖掘机,险些搞出人命(后也被抓走)。这么一闹,虽然强拆了一户,可后面还有十六户,要是家家情况如此,可大大不妙。当时的现场总指挥是本市分管建设的副市长王佳珏,他见势不妙,只好先撤再作打算。
    这一搞,可就彻底引发了一场“官民对战”的“战争”。
    杨庆福那天目睹了儿子,儿媳,孙子,孙媳被抓的全过程,气得浑身发抖,大骂土匪,强盗,国民党。他一气之下,带领全家老少100多口人直接上访市政府,市人大,市委,非要讨一个说法不可。而杨正财这只老狐狸却郁闷到了极点,他本想当拆迁工作人员进退两难的时候,他可以向政府大谈条件,再一下子摆平他大伯,来个河蚌相争,渔翁得利。可没料到的是事情竟已经发展到他完全无法控制的地步,干脆来了个脚底抹油——溜了。
    而这一切却因为杨庆福的心脏病突发而身亡落下了帷幕。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的真理一样长存,“群龙无首”的杨家再也无心扛下去,乖乖的让了出来,工程得以如期进行。
    拆迁征地尔后的工作虽已遇到一些麻烦,但也引此次最为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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