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扫盲：外国人笔下的真实大明

    由于历史观的原因，几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学界一直在做一件事：贬明扬清。明朝被描绘成一个君昏臣贪，社会黑暗，文化和科技堕落的朝代。而清朝的“康雍乾盛世”被一再提起，历史学家不顾清朝终其统治也未达到明朝社会文化、经济成就的事实，对无知的学生和民众灌输被歪曲的历史内容。
    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我今天要说的是，明朝非但没有这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么黑暗，而且是一个在当时世界上拥有最先进的权力分立体制，君权受到强力制约，读书人把握国家命运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拥有庞大市民阶层，海外贸易领先全球，科技文化迅猛发展，城市居民数量迅速扩张且生活幸福的社会。
    16世纪到17世纪，来往东西方的外国人已经非常多了，那么，他们眼中的明朝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应该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1585年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出版，并在16世纪末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文字，共发行46版。该书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概况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著述，其中载道：
    “这个国家的男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大都脸宽，小眼睛，扁鼻子，胡子稀少，但也有人有大眼睛和大胡子的，脸孔很均匀。”
    “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布置很好，因此忙于公务的人不会把街道弄脏，并且从那里得到供给，类似的法子通行全国所有的道路。有些城市的街道可通航，如同意大利的威尼斯。”
    “全国的大道是已知修筑的最好和最佳的，它们十分平坦，哪怕在山上，并且是靠劳力和锄头开出来的，用砖头和石块维护。……有很多大桥，建造奇特，特别是建在又宽又深的河上。在福州城，正对着国王大税收馆的馆宅，有一座塔，根据那些看见的人的肯定，超过了罗马任何建筑，他树立在40个柱子上，每根柱就是一方石头，又大又高。”
    “他们得知在中国的其他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这可能是船长阿特列达看到的那种，他在一封致国王肥列普的信中向他报告有关这个国家的秘密，其中说，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使用各种武器，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他们为打仗制造大而坚实的船，有高船楼，分设在船首和船尾，很像来自列潘特的船，和葡萄牙人驶入东印度的船，他们的船很多，以致一个将官，可以在四天里召集一支六百多人的军队。……他们有很多其他种类的船，有些有绘画和涂金的廊子和窗户”……
    1613年耶稣会士曾德昭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回国的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正是处于波澜壮阔的晚明时代，他记载的晚明社会和清廷文人的描述的“皇帝昏庸无能，政治黑暗腐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明末截然不同，这时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满巨大活力的国度：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chincheo）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而明代建立的先进权力制约体系，也引来欧洲人的赞叹。下面提供一些《利马窦中国札记》中对明朝政治体制的描述摘录。
    该书第一卷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说：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的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由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他们（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控诉的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设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甲申国难，华夏文明由世界文明的顶峰跌入万丈深渊，那些在西人笔下热情开放、极爱干净、富有教养的明朝人不见了，那个深沉大气、雍容典雅、气势磅礴的华夏，那个曾今被四方蛮夷尊称为礼仪之邦、信义之乡的华夏，那个曾今创造了无数辉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领跑了两千余年的华夏，如今只能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今天的华夏后裔，在严重夷化的社会中，已经无法感受古代文明的先进与文雅，也并不知道，我国地理位置的不幸，导致先进文明屡屡亡于落后民族的事实。
    在17世纪中叶的1636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曾德昭记载的那个“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称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这期间，外国人的记录有力的驳斥了这种虚假的“盛世”。经“康乾盛世”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最终使中国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一句话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满清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后金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谓“人们衣衫褴褛甚至l体”这与唐甄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确实是实情。
    《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但马戛尔尼还发现清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马戛尔尼发现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陈弘历可汗希望他发现清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清国人过着低水准的生活。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清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