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5

    整个看来，这首词的基调，它的主导方面，无疑是积极的。“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些话，充分表明作者的生活态度和行动方向。历史证明，作者的一生是忠实于这一誓言的。他为下层*女填写过许多词篇，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相当普及的程度（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并且获得了“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的社会效果（见胡寅《酒边词序》）。一个古代白衣词人的作品，其流传程度如此广泛，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封建统治阶级把他长期摈斥于官场之外，甚至毁灭了他的政治前途，但另外一方面，这又恰恰成全了他。正由于他长期仆仆风尘，奔波于下层人民之中，才使他成为北宋独具特色的词人，成为中国词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词家。他死后，曾得到下层人民，特别是*女们的同情和尊重，从传说中的“吊柳七”等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确获得了“白衣卿相”这样重要的历史地位。
    过去，有人指出这首词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同时还指出这首词反映了封建时代文人失意时的“颓废思想和堕落生活”。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今天也必须予以指出。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当作者落第失意之后，便在“烟花巷陌”之中去“寻访”“意中人”。这“意中人”，其实就是作者的知己，亦即“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的思想情绪既表现出作者身世漂零之感，同时又反映出他对*女们的同情。这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还带有消极反抗的情绪。就“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等词句来看，作者的态度显然是消极的、颓废的，但也要看到，其中含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敢于如此直截表明自己的‘’堕落”，这对封建“礼法”来说，难道不是有“叛逆”之嫌吗？那些道貌岸然的上层统治阶级，他们在玩弄女性方面不知要卑劣到何等程度，而表面上却故作“风雅”、“庄重”。柳永此词与之相比，真不知要纯洁和高尚几多倍了。作者鄙弃“浮名”，却公然去填写被统治阶级轻视的“艳曲”，留下了广泛传唱的词篇，这反而是他对历史的贡献了。
    这首词的构思、层次、结构和语言均与柳永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全篇直说，绝少用典，不仅与民间曲子词极为接近，而且还保留了当时的某些口语方言，如“如何向”、“争不”、“且恁”等。全词写得自然流畅，平白如话，读来琅琅上口。不独在柳词中，即使在北宋词中，这一类作品也是少见的。这种“明白而家常”，“到口即消”的语言，正是词中之本色，是经过提炼而后取得的艺术效果。指斥柳永词过分俚俗浅直，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了。柳永这首词，伴随着一个有名的故事。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宋仁宗一次“临轩放榜”，看到柳三变(柳永原名)的名字，想起他《鹤冲天》词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句子，就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把他黜落了。于是，他只好半是解嘲、半是哀怨地自称“奉旨填词”，继续过着留连坊曲的生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我们很难揣测；但是柳永这首词有着触犯封建规范的浪子思想，却是实在的。
    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初到汴京不久的时候吧。一个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就饱读诗书、肄习举业的年青士子，本来以为一到京华，就“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取功名如拾芥的，想不到初战就遭到铩羽，落第了，那心情的不好受，自然是不在话下。然而他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仕途受困的打击，在他的身上产生了反拨力，使他的思想一下子摆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一一敝屣功名，留连坊曲，在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一曲《鹤冲天》，便是他这种内心历程的忠实记录。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开头便说出了落第的事实。“失龙头望”而冠以一个“偶”字，表明作者对自己的才能并没有失去信心；和下句的“暂”字互相呼应，说明这次下第只不过是偶然的、暂时的，非战之罪，实受种种客观原因制约而已。然而落第毕竟又是眼前的现实，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得不考虑的。接下去的两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明代暂遗贤”，说得何等委婉!表面上，既没有唐突了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当代的“圣君贤相”)，也没有贬抑了自己；但骨子里其实是包含着讽刺，蕴藏着怨望的。既然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就应该“野无遗贤”才对呀!这句话的重点，是把自己说成为一个有才能的“贤”者，被有眼无珠的当道者所“遗”弃了。“如何向?”既然他们不要我，我应该怎么办?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接下去是回答问题。“未而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二句，用斩钉截铁、明白无误的语言，说出了今后生活的行动指向：恣意狂荡。“恣”字已有放纵的意思；“争”字领头造成的反问语气，双重否定构成肯定意思的行文法，都加重了“恣狂荡”一语的力量，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何须论得丧”三句，进一步申述走这一条恣意狂荡之路的得失，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是一条违反应举出仕的封建规范的道路，一般读书人都不愿意走的道路。但是作者却认为：走这条路，做个“才子词人”，与仕宦而至公卿宰相，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谈不上什么损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两句话充满了自豪，十分警策。就作者的本意言，是以为“教坊乐工”写作歌词来对抗为朝廷草诰制策，即以为市民阶层服务来代替为统治集团服务；客观上是提高了词人的地位。
    上片到此结束，在表意上已自成段落，相当完整。然而长调讲究铺叙，讲究舒展，柳永的这首词，是适应长调的要求而构思、下语的，因此句子不大讲究含蓄，余蕴不多；上片形象的描写尤其不够。偏于平实的叙述和抽象的议论。如果没有更多一些景语和情语，是会显得干瘪的。而“恣狂荡”生活的具体内容，“才子词人”的真正含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才能成为“意”、“象”兼胜的作品——这也正是词人下笔时有意的布局，为下片的描写留下余地的。故过片以后，即展开了“依红偎翠”生活的具体描写。
    “烟花巷陌”四句，勾画出绮丽的环境和可意的佳人：一条歌*聚居的深巷里，摆列着丹青画屏的绣房中，住着那些值得词人时时来寻访的“意中人”。在这里，“意中人”没有明标数目，也没有描写外貌，但是不难推知，它一定是复数的，一定是美丽的。这有词人其他作品为证。柳永词中出现过的歌*．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英英、瑶卿等；那些没有标名的，更是不计其数。(虽然不是一时一地的相识但以早期在汴的居多。)宋人罗烨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馆，所至，*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可见他和*女们的交游，是十分广泛的。而“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斗百花》)、“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昼夜乐》)、“天然嫩脸羞蛾，不假施朱描翠，盈盈秋水”(《尉迟杯》)等等，都是她们体态妖娆的佐证。文艺创作有时不得不把丰富的生活内容压缩在短小的篇幅里，读者就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领略其中所包含的意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了解作者的生平行事。理解柳永的这首词，也是这样。“且恁偎红翠”三句，紧承上文，意谓对着这些聪明美丽的烟花伴侣，应该尽情地享受美满风流的生活，以求达到平生的快意。这种境界，其他词作中也所在多有：“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曲玉管》)“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古倾杯》)他是沉浸在“偎红翠”的生活之中了。词作至此，已极道“恣狂荡”的内容，意象的容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一结三句，又把词的思想推向更高一层。作者直接拈出“浮名”来和“浅斟低唱”对比，认为青春易逝，与其去搏取功名，还不如酒边花下。浅斟低唱。这固然有沉湎于寻欢作乐的一面，然而联系柳永为举子时专为乐工新腔作辞(见叶梦得《避暑录话》)、他自己亦善创调(《乐章集》中颇多自创新声)二事，联系上片结句“才子词人”两句，则“浅斟低唱”一语，实不徒为单方面的把酒听歌，还包括为歌*们谱写新曲新词。换言之，即进行新兴词曲的创作活动。他有一首《玉蝴蝶》词写道：“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就是绝好的印证。他不愿意把这种生活和“浮名”对换，这就不能不是“狂怪”的论调。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蔑视功名，就等于不愿为君所用，这是有悖于“忠君”之道的，无怪乎仁宗读后要不高兴，把他黜落了。当然，话又说回来，既然柳永愿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什么他又一再去参加科举考试呢?这就是柳永思想的矛盾。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走和下层人民结合的道路，一般都是被迫的，并非出于自愿；应举求仕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藕断丝连，一旦时机到来，就会重作冯妇，再返旧垒，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者，比比皆是。这牵涉到思想意识根本改变的条件问题，在此不暇细述。总之，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柳永也不能跨越这一历史的制约。